裁判要旨

股份转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都是名义股东，其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并非基于“原告转让股权、被告支付对价”的意思表示，故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无效。

案情：

　　1991年初，港商王先生出资60万元挂靠于某集体设立潮阳市骏丰皮革制品厂。2002年，相关政策规定，挂靠集体的企业必须脱钩改制，王先生遂委托厂内包括原告蔡垂志在内的5名工作人员作为名义上的股东向工商部门进行登记，将企业改为股份合作企业。按照工商登记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录记载，蔡垂志、陈锐彬、沈佩娜、谢继南、叶庆辉分别出资24万元、12万元、12万元、6万元、6万元，各占股份的40%、20%、20%、10%、10%。同时，以王先生为“甲方”，5位名义股东为“乙方”，双方于2002年4月28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注入潮阳市骏丰皮革制品厂中的60万元资金，属于甲方所有；乙方各人所持有的股份，全部是受甲方的委托；因此，厂中的所有资金、财物、产业，全部属于甲方所有。”2004年，潮阳市骏丰皮革制品厂更名为汕头市潮南区骏丰皮革制品厂。2006年7月，王先生对厂内管理人员进行调整。通过“协商”，股东会制作了《股东会决议》向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将原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原告蔡垂志、谢继南和叶庆辉名下的股份转让给被告肖伟立，将陈锐彬名下的股份转让给沈佩娜。2006年7月19日，被告肖伟立与原告蔡垂志以及原企业的名义股东谢继南、叶庆辉三人分别签订《股份转让合同》。《股份转让合同》分别约定，被告肖伟立分别受让原登记于蔡垂志名下的40%股份、谢继南名下的10%股份、叶庆辉名下的10%股份，被告肖伟立作为受让人须在合同订立之日起7日内分别支付原告蔡垂志、谢继南、叶庆辉股份转让款24万元、6万元、6万元。同日，作为新的“股东”，被告肖伟立也与实际投资人王先生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申明，被告肖伟立与原告蔡垂志及谢继南、叶庆辉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所记载的股份转让实际上是无偿的，肖伟立所持股份是受王先生委托，厂中的所有资产仍然属于王先生所有。另外，陈锐彬也与沈佩娜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将登记于其名下的20%的股份转在沈佩娜的名下。合同签订后，该企业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原告蔡垂志向被告肖伟立主张2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未果，遂诉至法院。

裁判：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4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据此，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22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蔡垂志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一、名义股东的涵义

　　名义股东,又称挂名股东，有时还叫人头股东，是指一方与他方约定，同意仅以其名义参加设立公司，实际上并不出资，公司注册资本均由他方投入，该不出资一方即为名义股东。实践中，某些公司投资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参与公司，但为了通过投资享受公司经营收益，就以另一人的名义冠名于公司，使另一人成为公司形式意义上的股东，投资人自己则在幕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该投资人即是实际股东，另一人则为名义股东。

　　二、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并存时对股东资格的认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出资人的姓名和名称并不是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必须的明示条件，故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公司设立登记具有创设公司法人资格的功能，但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因而是宣示性登记。因此，审判实践中，在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并存的情况下，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既要坚持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又要考虑具体的事实情形，综合分析，形式与实质兼顾。也就是说，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并存时，在有第三人存在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应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采用形式主义规则，以体现股东姓名或名称的宣示性登记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但是，民事法律行为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意思表示由外部行为表示和内部行为意思构成，当外部表示与内部意思不一致时，则要以“真意主义”来考量，因此，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为了追求真实，实现权利义务平衡，应当采用实质主义规则。

　　本案中，潮阳市骏丰皮革制品厂是由港商王先生出资60万元设立，虽然后来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原告蔡垂志在潮阳市骏丰皮革制品厂的出资是24万元，但就该24万元的出资，蔡垂志除了提交上述工商登记材料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对潮阳市骏丰皮革制品厂的出资情况。相反，从原告与王先生签订的《协议书》可以充分证明原告是受王先生的委托持有股份。由于蔡垂志并没有在潮阳市骏丰皮革制品厂履行出资义务，因此从实质性方面审查，蔡垂志仅是潮阳市骏丰皮革制品厂的名义股东。

　　被告肖伟立也是受王先生的委托，在明知蔡垂志是名义出资人的情况下与其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受让”登记于蔡垂志名下的股份，故从“真意主义”来考量，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并非基于“原告转让股权、被告支付对价”的意思表示，故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4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案案号为[2006]潮阳民二初字第111号

　　案例编写人：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郑燕萍 李统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