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学》2009年第12期作者：阮忠良、俞巍、朱颖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关键词】国有资产进场交易强制性规定公共利益

 

【内容提要】未经法定程序而进行的国有法人股转让应认定无效。因为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一方面符合民商事合同行为的一般特征，一方面又因其牵涉社会公共利益而需要法律特殊调整，因此它是兼具私法性质与公法性质的法律行为。我国国有资产法律法规中有关规范国有资产转让行为的强制性规定，既是管理性规范，也是效力性规范。对于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应该并重适用经济法与民商法的有关规定。对于《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以前相关转让行为的效力认定，可以援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导致无效的合同法条款。

 

 【案情】

  2006年12月，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决议内容为委托其股东之一的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公司）代为处置自来水公司持有的光大银行（系非上市股份公司）16985320股国有法人股。2007年1月，水务公司以委托人身份与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槌拍卖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委托拍卖自来水公司名下的16985320股光大银行法人股。

  2007年2月6日，金槌拍卖公司对上述股权进行拍卖，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菲特公司，系注册地在温州的外商独资企业）参加金槌拍卖公司主持的拍卖会，通过竞拍取得了上述股权。拍卖成交后，金槌拍卖公司出具拍卖成交确认书。巴菲特公司向金槌拍卖公司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52654492元，并与水务公司签订了《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

   但此后，自来水公司拒绝履行该协议，并于2007年3月1日向光大银行发送中止股权变更的函，致使巴菲特公司无法取得上述股权。巴菲特公司向自来水公司发函要求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申请，后无果，遂以自来水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自来水公司履行《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将16985320股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予以转让。诉讼中巴菲特公司申请追加水务公司为第三人。

   被告自来水公司辩称：第一，其未向水务公司出具拍卖光大银行股权的授权委托书，也未参与订立《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巴菲特公司依据该协议向其主张权利没有依据。第二，讼争的股份系国有资产，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的有关规定，转让国有产权应当履行审批、评估程序，并且按规定进人产权交易场所交易。本次股权转让的过程不符合上述规定，转让行为不合法。自来水公司另向巴菲特公司和水务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判决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在诉讼中申请追加金槌拍卖公司为第三人。

   法院在审理中依法追加了水务公司和金槌拍卖公司为第三人。水务公司支持巴菲特公司的诉请和主张，而金槌拍卖公司则认为该项拍卖行为程序合法有效。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1）自来水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虽未标明为“授权委托书”，但其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符合授权委托的基本要素，依法应认定自来水公司已全权委托水务公司办理光大银行法人股的转让事宜。水务公司以自己名义在自来水公司授权范围内与巴菲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了水务公司与自来水公司之间有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第2款规定，该协议可以直接约束自来水公司，巴菲特公司有权选择自来水公司或者水务公司主张权利。（2）水务公司虽然取得自来水公司的授权，可以代理该公司转让讼争股权，但在实施转让行为时，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所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讼争股权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属于企业国有资产。对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和方式，国务院、省级地方政府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根据上海市政府制定实施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市所辖国有产权的交易应当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根据产权交易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招标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人和受让价格。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虽然不是行政法规，但均系依据国务院的授权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而且，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最大程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避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因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符合上位法的精神，不违背上位法的具体规定，应当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贯彻实施。本案中，水务公司在接受自来水公司委托转让讼争股权时，未依照上述规定处置，擅自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并在拍卖后与巴菲特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其行为不具合法性。水务公司依据拍卖结果与巴菲特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第56条的规定，判决：（1）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对巴菲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巴菲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为交易标的的股权转让纠纷，审理的难点在于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的效力认定问题。这需要在梳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找寻司法裁判的法律依据及法理基础。

 

   一、有关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法律规定

   企业国有股权（股份）是企业国有资产的重要表现形式。国有股权（股份）是关系到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之一，是国家获得投资收益的一种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颁布实施了许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二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决定权限或备案制度；三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程序和方式；四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禁止性、限制性规范；五是关于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择其最主要的条款，按发布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11月16日国务院令第91号）第3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资产拍卖、转让情形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

  《拍卖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第28条规定：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并保留评估结果确定保留价。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第4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5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第53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转让全部国有资产的，或者转让部分国有资产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第54条规定：“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转让上市交易的股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进行。”第55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以依法评估的、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核准的价格为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2009年3月17日财政部令第54号）第11条规定：“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第28条规定：“转让上市金融企业国有股份和金融企业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份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

 

  综合以上各项规定，可以将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基本规范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程序。

 

   1．决策、审批程序。首先，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根据我国现有的管理模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国资委；二是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其他部门、机构；三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股东代表参加的股东（大）会。其次，如果转让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批准。

 

   2．评估、定价程序。首先，转让方或者标的公司选择委托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进行资产评估。其次，将评估报告交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转让价格的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再次，在交易过程中，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90％时，应报国资委或者有关机构批准。

 

   3．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首先，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股份）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上市公司国有股份的转让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另外还须遵循国家有关国有股减持的规定。其次，公开披露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的，采用拍卖、招投标等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从严控制直接协议转让。

 

  二、司法确认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效力的法律依据

 

   尽管我国现阶段关于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规范性文件已比较详尽，但在具体实践中，围绕违反或者不符合上述三方面程序性规定的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发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对这类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即使在新近开始实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仅仅是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交易行为无效。本案中，就是因为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的转让未按规定进场交易，该转让协议是否有效，遂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观点认为，在本案涉讼转让行为发生之时，尚无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法院不得依据行政规章的规定来确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只要无证据证明股权的受让方为恶意，就应该确认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审理本案的两级法院没有支持这种观点，除了已有的判决理由之外，本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国有资产转让是兼具私法与公法性质的法律行为，在法律适用上公法与私法应该并重

 

  国有资产转让行为之法律性质的正确界定，对于当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司法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国有资产转让，首先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活动，它符合民商事合同行为的一般特征，其交易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平等，遵循自愿、公平、诚信等私法原则，受到私法的保护。但是，国有资产转让不仅仅是简单的民事行为：从交易标的上看，它所处分的是涉及面广、数额较大、受公众关注的国有财产；从交易结果上看，它往往导致财产性质从公有到私有的直接转变；从交易影响上看，它会带来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也会伴随着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职工下岗裁员等问题。因此，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律问题上，单靠私法是力不从心的。

 

  自《合同法》颁布以来，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从宽认定合同效力的态势也十分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解释，即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注重保护私权的积极态度，是民商事审判观念的重要进步，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单纯强调私法自治的理念，不符合我国国情。具体地说，不符合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精神。国企改革本身是为了解决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因所有者缺位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一步，带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和公共利益性。然而，在此过程中，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企业改制失范现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受到公众质疑，亟待公权力的介入。因此，虽然以产权出售为主要形式的国有企业改革走了一条“国退民进”的变革之路，但就认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适用而言，绝非是私法向公法的简单延伸与替代，而应当构建起以私法为横轴、以公法为纵轴的活动象限。基于国有资产及其流转关系具有私法和公法的双重属性，有关当事人在进行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时，不仅要依照《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民商法的规定，而且要遵循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法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国有资产有序转让的保障，应当作为认定国有资产交易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二）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

   本案中，是否能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中对交易程序的规定来否认国有法人股交易合同的效力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才能导致合同无效。那么对于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应如何把握其效力？笔者认为，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具有强制性，属于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并且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理由如下。